通過暴力和威脅進行伊斯蘭傳教
終極邊界:迎接伊斯蘭傳教的挑戰(對非洲的特別關注)
9.通過暴力和威脅進行伊斯蘭傳教
在古典伊斯蘭中,一切有利於傳播伊斯蘭社群(umma)(烏瑪/穆斯林世界)信仰的事物都是好的。一切阻礙其傳播的事物都必須用武力克服。因此,如果暴力產生的恐懼有助於傳播伊斯蘭,那麼它就不是壞事,因為對穆罕默德和前四位哈里發來說,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我記得在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intifada)期間【1】,我和多倫多的一位穆斯林女士交談過。我問她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平民中引爆自殺炸彈以造成最大程度的殘害和殺戮有何看法。這位說話溫和的中年穆斯林女士非常有禮貌的回答使我終生難忘。她說我們無權評判。只有真主知道人心。我們無權評判隨意殺害無辜平民是好是壞。
歸根結底,問題在於:我們相信的神是什麼樣的?這位神是什麼樣的性情?他是否如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爾謨(Anselm of Canterbury)曾經說過的那樣,除他以外,不能想象更美好的事?【2】神肯定不是剛才提到的那位穆斯林女士所說的那樣。也不是另一位現已成為前穆斯林的女士說的那樣,她曾在見證中說:「(小時候)每次我聽到古蘭經的話語,我的內心就會變得悲傷和恐懼。古蘭經中的神(真主)非常憤怒、苛刻和控制欲強。」【3】他甚至會贊許自殺式殺戮。
削弱決心的有用工具
多個世紀以來,伊斯蘭一直將暴力和威脅視為推進其事業的有效工具,因此即使是溫和的穆斯林也很難反駁他們自己的過往歷史。快進到今天,人們意識到我們是多麼脆弱。暴力和威脅如果持續存在,就會成為政治勢力範圍的絕佳工具,因為政府往往太軟弱和無知,無法抵抗。再加上民主社會的政客總體以關心連任為上,而最不關心我們子孫的未來,人們就會意識到何等危險迫在眉睫。
最重要的是,當今西方機構的領導人中,許多人都極度缺乏道德勇氣和信念。蘇聯異見人士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1978年在哈佛大學發表演講時,就明確表達了這種道德勇氣和遠見的缺乏。他說,自從70年代從蘇聯離開後,他注意到西方社會的第一大問題就是缺乏勇氣,他七十年代離開蘇聯後,西方社會就缺乏勇氣。他說這樣的話並不受歡迎,但他的話被證明不幸言中了。【4】
我們很難不注意到,在過去幾十年中,憤怒的穆斯林抗議往往非常成功地迫使政府或政客在壓力下讓步妥協。我們只需想想1989年英國的薩爾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事件,或者緊隨9/11事件之後,意大利總理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的一番話所引發的強烈反應,以及2006年教宗本篤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在雷根斯堡(Regensburg)的講話,或者丹麥的漫畫事件在歐洲城市誘發的騷亂。在南非,荷蘭歸正會宗教會議(Synod of the Dutch Reformed Church)在1986年內部委員會報告中宣佈伊斯蘭是虛假宗教後,政府不得不迅速道歉。【5】全世界的政府、機構和個人都必須學會在對伊斯蘭的恐懼中屈服。就是這麼簡單:威脅行之有效。
定點暗殺也有類似的效果。人們仍記得,阿姆斯特丹的提奧·梵古(Theo van Gogh)被刺(胸前別著對阿亞安·希爾西·阿里(Ayaan Hirsi Ali)的警告)讓荷蘭全國震驚不已。就在那次謀殺發生的兩年之前,另一位荷蘭伊斯蘭批評者皮姆·富圖恩(Pim Fortuyn)被暗殺。盡管2015年巴黎查理週刊(Charlie Hebdo)辦公室遇襲事件導致世界各國領導人勇敢地在巴黎遊行以顯示力量,並高呼「我是查理(週刊)」(Je Suis Charlie),但我們都知道整體效果如何:巴黎和歐洲人心生恐懼。盡管我堅決反對像查理週刊那樣公開嘲諷任何人的信仰,但即便這樣,也不能成為定點暗殺的正當理由。
盡管如此,直到2015年左右,決心的削弱持續有增無減。隨著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L)崛起和歐洲大規模難民危機的出現,與此同時鐘擺終於開始回擺,固然速度極慢。隨著殘酷的敘利亞戰爭因俄羅斯的干預而出現轉機,許多西方普通民眾甚至一些高層人士恢復了理智。文明自殺似乎不再是最有可能的結局。只有時間才能證明這是否收效甚微且為時已晚。
為何緘默?
世界上很少有穆斯林願意(至少是公開地)與伊斯蘭主義恐怖運動及其附屬組織聯繫在一起。非洲的博科哈拉姆(Boko Haram)和青年黨(Al Shabaab)也是如此。普通穆斯林極度厭惡他們。但這引出了一個問題:他們為什麼如此緘默?為什麼他們不更強烈地反對激進的伊斯蘭?是因為許多人暗中有著同樣的理念嗎?還是暴力已經成為了一場古老的世界霸權鬥爭的一部分-其中包括最終的「十字架毀滅」-以至於穆斯林不敢反對它?和平的穆斯林是否害怕過多表達擔憂的後果?我們知道,我們人類往往像魚一樣,在魚群中間安全地遊動,以免被捕食者吃掉。是這樣嗎?否則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種巨大的緘默?
自從9/11恐怖襲擊在美國造成2996人死亡以來,僅歐洲發生的重大恐怖襲擊就動搖了西方文明的搖籃,這些恐怖襲擊會被基地組織或是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聲稱負責。以下是最糟糕的恐怖襲擊:【6】
馬德里2004年,造成193人死亡
倫敦2007年,造成56人死亡
巴黎2015年,造成20人死亡
巴黎2015年,造成138人死亡
布魯塞爾2016年,造成35人死亡
尼斯2016年,造成87人死亡
柏林2016年,造成12人死亡
曼徹斯特2017年,造成23人死亡
倫敦2017年,造成11人死亡
巴賽隆納2017年,造成24人死亡
這些數字只反映了歐洲的死亡人數,忽略了數千名身心致殘受傷的受害者。thereligionofpeace.com網站記錄了自9/11以來的所有伊斯蘭襲擊事件,全球發生的襲擊事件不下4萬起。為什麼18億伊斯蘭擁護者中的大多數人沒有抗議這些統計資料背後的令人震驚的事實?難道伊斯蘭不是和平的宗教嗎?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正如需要西方人 發表有關西方事務的看法、非洲人發表有關非洲事務的看法、亞洲人發表有關亞洲事務的看法、美國人發表有關美國事務的看法、俄羅斯人發表有關俄羅斯事務的看法、基督徒發表有關基督教事務的看法、左派人士發表有關左派事務的看法一樣,首先需要穆斯林發表有關穆斯林事務的看法。除非我們首先審視自己,並鼓起勇氣公開抗議我們自己群體的反常、異常、邪惡和愚蠢,否則這個人口稠密的地球就沒有未來。外人當然可以暗示和提醒,但最終,如果我們要在這個小小的星球上和平共處,人類的每個亞群體都需要為自己承擔責任,進行誠懇的自我批評。這是作為一個全球社群解決我們問題的最佳方式。
但是,如果有些人安於現狀固步自封呢?如果他們對那些與自己信仰不同的人懷有長達多個世紀的仇恨,強烈傾向於轉嫁責任推諉過錯,並扮演受害者的角色,那該怎麼辦?阿拉伯穆斯林改革者拉菲夫·拉赫達爾(Lafif Lakhdar)提到,伊斯蘭主義者和種族主義右翼分子都「沒有能力進行自我批評」。【7】我們可以將西方覺醒的新馬克思主義(Neo-Marxist)左翼分子加入到這個可憐的思想封閉的群體中。【8】
但伊斯蘭的根基文獻包含著根深蒂固的宗教邏輯,即使用壓迫和暴力對待異教徒和叛教者,盡管穆罕默德和古蘭經關心伊斯蘭 社群中的窮人和需要幫助的人。此外,自12世紀以來,關於這些伊斯蘭根基的任何辯論或討論實際上都被噤聲了。這發生在被伊斯蘭世界稱為「伊智提哈德之門關閉」(the closing of the gates of ijtihad)【9】的時期。伊智提哈德(Ijtihad)的基本含義是基於古蘭經的獨立思考。當這些大門關閉時,伊斯蘭理性和科學的黃金時代,以及有關伊斯蘭本身的任何疑問就結束了。【10】在強硬的艾什爾里派(Asharites)和溫和的莫爾太齊賴派(Mutazilites)之間的權力鬥爭中,前者獲勝,關閉了所有獨立於古蘭經和聖訓主動命令或禁止的理性思考。除了其他原因之外,這解釋了緘默的原因,以及為什麼對伊斯蘭內部的許多人來說,發聲是一條難以逾越的橋樑。【11】
然而,我們不應該失去盼望。近年來,一些著名的穆斯林領袖已經站出來發聲。一個例子是埃及領導人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在開羅艾資哈爾大學(Al-Azhar University)向一群伊斯蘭教士和學者發表講話,問他們是否(像極端分子一樣)認為全球數十億人需要被殺死「以便他們能夠活下去」(即實現穆罕默德建立世界哈里發國的夢想)?【12】更令人驚訝的是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最近在電視上發表評論稱,伊斯蘭迫切需要改革,90%的聖訓與現代社會不相容。這意味著什麼?這聽起來確實極為鼓舞人心,因為從我們的角度來看,很容易得出結論,大多數穆斯林很大程度上更熱衷於忽視伊斯蘭暴力問題,而不是公開承認它。
製造恐懼氛圍
這個故事的寓意是憤怒和暴力是有效的。我還記得在9/11事件發生後開車時聽到女王伊莉莎白二世(Queen Elizabeth II)說:「這些恐怖分子所做的一切都不會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很同情她,因為她需要安慰數百萬人。但事實並非如此。恐懼開始扼住整個世界的咽喉。只要想想國際航空旅行中發生的事情,就會意識到女王過於樂觀了。
上述所有恐怖襲擊都只有一個目的:製造恐懼,導致「敵人」屈服。在西方,這意味著我們必須生活在過度「政治正確」的烏雲之下,立法議會可以通過越來越多的伊斯蘭恐懼症法(Islamophobia laws),以防止未來任何人談論伊斯蘭暴行。這意味著伊斯蘭極端主義實際上已經得到批准,伊斯蘭傳教運動現在可以火力全開全速運轉。
這種恐懼的氛圍造成了這樣一種局面:一旦有人敢於 發出警報,執意推行討好政策的緊張的西方人(和非洲人)甚至會開始互相攻擊。突然之間,對我們的統治精英而言,珍視傳承、文化和信仰這一古老的美德也成了的禁忌,他們害怕來自未知地方的強烈反對,甚至大多數穆斯林都對我們可憐的自殺傾向感到迷惑不解。在各方面,恐懼正在獲勝,因為一方面是暴力,另一方面是未得到彌補的社會罪惡感正在協同作用。多年來,這種情況在各地都很明顯,恰如謝爾比·斯蒂爾(Shelby Steele)在2006年發表的《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專欄「白人的愧疚和西方的過去」(White Guilt and the Western Past)中富於表現力地證明了這一點。【13】
無論是比利時當局更改基督教節日名稱以免冒犯(伊斯蘭),或是丹麥小學生被強制閱讀古蘭經部分內容而不閱讀聖經,或是德國人將著名的宗教改革時代大教堂提供給穆斯林用以禱告,或是瑞典政客故意忽略市中心的暴力事件和持續不斷的女性性騷擾事件,或是英國人對屢見不鮮的女學生被誘姦和強姦的報導視而不見,或是南非的一所基督教學校為了安撫穆斯林而否認神的兒子,或是科隆員警對德國女性被猥褻事件熟視無睹,或是美國的聖經翻譯者試圖從聖經中刪除對神的兒子的提及,或是名人佈道者聲稱所有亞伯拉罕宗教都教導同樣的東西,或是加拿大的基督徒拒絕在他們與穆斯林對話中提出逼迫問題,這樣的事情不一而足。我們在各個領域都屈服讓步,冀望於「保持中立」和討好政策最終能改變局面,將伊斯蘭這隻猛虎變成一隻我們可以控制 的溫順小貓。
如果人們曾經有過一廂情願的想法,那應該是這樣:幻想政治伊斯蘭會因為我們從不反對或批評就自我改革。這違背了邏輯法則,也罔顧了伊斯蘭成為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宗教」這樣令人不寒而慄的事實。我們從物理學中知道,只有用更強大的反作用力才能阻止一種移動的力量。那麼,我們究竟如何會認為輕信和溫順會阻止一種從一開始就承諾通過恐怖手段獲取勝利的力量呢?
通過威脅安插恐懼氛圍也是伊斯蘭處理內部異見人士的方式。通過使用一種稱為「定叛」(takfir)(塔克菲爾)【14】的過程,溫和的穆斯林很容易被激進分子認定為異教徒或叛教者。這件事的重要性顯而易見。一旦某個人、社群或政府通過「定叛」被貼上叛教者的標籤,對他們的暴力行為就完全合理,幾乎無需質疑。【15】這就是為什麼一些勇敢的宣導者為前穆斯林爭取人權,因為他們毫無人權。為什麼沒有人為前基督徒、前無神論者、前印度教徒、前女同性戀者或任何人的人權而戰?因為只有前穆斯林才會在世界各地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